1949年4月，一名中共特工从香港来到北平，穿上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人民解放军军装，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革命胜利归来日，换上军装笑颜开。这名特工就是我党在汪伪政权内部安插的窃听器，也是在秘密战线上坚守了整整15年的英勇卧底——李时雨。

李时雨来自黑龙江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学时期，他就被派往东北军中进行卧底，主要任务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活动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时雨不仅在军政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，而且在抗战爆发后，迅速晋升为天津租界地区的最高法院检察官。1939年，地下党交给李时雨两项重要任务：一是将电台机件转移出天津租界，二是营救被关押的冯骥同志。那时，天津租界已经被日军封锁，普通人进入租界都变得极为困难，电台机件的转移更是难度巨大。李时雨接到任务后，将电台机件拆分成三部分，采取不同的方式分批转运，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。至于冯骥的营救，李时雨利用自己在法院的职权，找到了冯骥的卷宗并将其销毁，编造说文件被日军炮弹炸毁，法院院长为了避免责任，只得以无罪名义偷偷释放了冯骥。

本来，李时雨一心想要上战场直接打击敌人，但在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后，他意识到潜伏在敌人内部更有战略意义。汪精卫叛国投敌后，为了建立伪政府，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人才，李时雨趁机打入汪伪政权，成为陈公博的亲信。陈公博是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，也是立法院院长。李时雨能得到陈公博的青睐，与一次立法院会议有很大关系。在那次会议上，李时雨积极发言，提出的内容充满了专业的法律知识，陈公博因此对他刮目相看，开始拉拢李时雨。在陈公博的帮助下，李时雨在汪伪政权内部官运亨通，先后担任了司法处处长和军法处处长等职务，得以频繁接触到政权核心人物。在与这些人物的接触中，李时雨秘密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1年日伪军清剿新四军的作战计划。

李时雨得到这个情报后，立即将其传递给新四军，帮助新四军提前做好准备，成功避开了日伪军的袭击，让敌人空手而归。汪精卫去世后，李时雨又获得了周佛海的信任，成为上海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，从而掌握了蒋介石与周佛海勾结的证据。在国民党接收上海的前夕，上海伪保安团准备秘密打击中共党组织，李时雨将这一消息传递出去，同时趁着上海警备松懈的机会，成功解救了抗联游击队政委杨树田。

抗战胜利后，李时雨在余祥琴的引荐下，曾被拉拢去投奔国民党军统的戴笠。由于李时雨没有国民党内部工作的经验，又担心自己贸然行动会遇到问题，于是向党组织汇报请求意见。党组织鼓励他放心大胆地去做，并表示会派人协助他。于是，李时雨便再次潜入国民党军统，在那里继续进行卧底工作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才成功返回党组织的怀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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